中共十大召开前，毛主席提议从军队选人担任副主席，周总理心领神会
1973年8月，北京，中共十大召开前的中央筹备会议上，毛泽东没有急着谈具体名单，而是先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、实际很难的问题：中央领导班子中，怎样体现“老中青”结合？ 这不是普通的人事安排。毛泽东年事已高，周恩来、叶剑英、康生等老一辈领导人也都承担着繁重工作，王洪文则代表较年轻的一代。名单摆在桌上，年龄层次的缺口很快显现出来。 会议讨论党中央主席、副主席候选人时，毛泽东曾表示，自己可以退居二线，由老同志组成顾问性质的机构，在后面帮助年轻干部。但这一设想没有得到与会者同意，毛泽东仍被推选为中共中央主席。 接着讨论副主席人选。周恩来介绍了几位候选人，毛泽东听完后没有立即表态，只是指出：“老的有了，青年的也有了，中间这一段呢？” 这句话，把讨论从“选谁”引向了“怎样搭班子”。当时中央强调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和工作经历，所谓“中”，并不只是看年龄，还要看能否在军队、地方和中央之间形成衔接。 毛泽东随后提出：“中间这一段，可以从军队里选。” 周恩来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他熟悉军队干部情况，也知道在当时的高级将领中，需要找一位既有战争经历、又经过地方工作锻炼的人。稍作考虑后，他提出了李德生的名字。 李德生1916年出生于河南新县，十四岁参加红军。鄂豫皖苏区的岁月里，他从通信员、交通队班长做起，长期在基层部队摸爬滚打。这样的经历，使他对部队的组织、通信和后勤都有直接体会。 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先后担任八路军基层指挥员，后来升任营长、团长。李德生并非一开始就处在显赫位置，他的特点是能在困难条件下把具体事情办成，尤其重视部队的战场保障。 有一次，他被安排到后勤岗位，心里很不情愿，便向首长申请回基层带兵。首长问：“别人都想往后方调，你为什么偏要回去？” 李德生回答：“我想上前线，不能只在后方待着。” 这类选择，后来成为他军事生涯的鲜明底色。抗美援朝期间，他率部参加上甘岭地区作战。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，上甘岭战役持续四十余天，战斗异常激烈，阵地反复争夺。 在那样的战场上，指挥员面对的不只是冲锋和反击，还有弹药、粮食、伤员转运等一系列难题。李德生根据山地地形，把运输任务分成若干段，在道路中设置接力点，并利用隐蔽坑洞储存弹药，尽量减少人员暴露。 前沿工事被炮火摧毁后，他组织部队抢修坑道、加固战壕；粮食难以逐连供应，便设法集中制作馒头等食品，再分送到阵地。这些措施不够传奇，却直接关系到部队能否守住阵地。 真正让中央注意到李德生的，是他在地方工作的表现。1967年7月，他奉命率第十二军执行“三支两军”任务，前往安徽参与支援地方、支援工业、支援农业和军管、军训等工作，后来又参与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。 从军队转到地方，环境完全不同。安徽局面复杂，恢复秩序不能只靠命令，还要做组织工作、群众工作。李德生在实践中强调宣传发动和联系群众，相关工作情况多次出现在上报中央的材料中。 1968年10月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听到“李德生”的名字，询问哪一位是本人。李德生起身后，毛泽东得知他来自河南新县，便问起年龄和安徽工作。 李德生说自己出生于1916年。毛泽东又问：“安徽的工作是怎么做起来的？” 他回答：“大造舆论。” 这个回答很简短，但毛泽东接着谈到，党的工作离不开群众，宣传发动的实质是把群众组织起来。对李德生而言，这次谈话不仅是一次见面，也让毛泽东更加清楚地看到，他并非只会带兵打仗。 1969年4月，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再次问起李德生的年龄。当时李德生五十三岁。毛泽东重复了几遍这个数字，显然是在考虑中央领导班子的年龄梯次和干部结构。 同年，李德生调中央工作，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，同时继续承担军队和地方方面的职责。初到北京时，他坦言自己文化基础不足。毛泽东建议他多读历史、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，并提醒他把工作、学习、调查研究结合起来。 因此，到了1973年中央筹备中共十大时，李德生已经具备几层经历：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，经历过抗美援朝，又在安徽承担过地方工作，还进入中央参与政务。周恩年提出他的名字，并不是临时起意。 李德生当时也在会场，听到自己被列为候选人，立即表示不合适，希望另选他人。周恩来解释说，其他同志各有优势，但年龄结构需要考虑。毛泽东认可了这个建议。 1973年8月30日，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举行，李德生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。此后，他主动辞去副主席职务，转任沈阳军区司令员，把工作重心重新放回部队建设。这个安排，也成为他政治生涯中一次重要的转折。 特别
